又到母亲花开时
作者 方 凯 声 （一） 2019年春节，家里阳台花架上摆放了五年多的那盆三叶梅突然爆发式的怒放。粉红色的花瓣儿形成的巨大花冠，为刚刚到来的乙亥年增添了春天的气息。 这盆三叶梅，是三十多年前，一位蒙冤多年的老干部被平反以后，专门托人从海南带回来送给妈妈的。老人告诉妈妈，三叶梅又叫三角梅，在海南当地被称作母亲花。 妈妈于二O一三年因病离世，走的时候86岁，亦算高寿了。记得妈妈离休以后，我经常看到老人家服侍三叶梅的情景：浇水，剪枝，施肥，换土，周而复始，乐此不疲。之后，就是默默地站在盛开的盆景前，愉悦的欣赏中好像又在回想着什么。 妈妈辞世后，我承担起养护三叶梅的任务。五年多的时光里，我在侍弄这盆三叶梅的过程中，对花的习性逐步有了一点了解，好像对妈妈也多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三叶梅原产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据说是明朝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南方落了户。三叶梅虽然不耐寒，却耐瘠薄、耐干旱、耐修剪，喜水忌积水，生长势强，对土壤要求不高，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在疏松、排水好的沙质土壤上都可以生存。花蕊绽放时，婀娜多姿，鲜香缭绕，传播出热烈蓬勃、坚韧不拔、祥和温馨的气息，总是会给人们带来一番沉醉赞赏和浮想联翩。 恐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三叶梅在客座中国的七百年间，不仅在中国的南方诸地早早地壮大了花势花威，近几十年，又跨过长江，越过黄河，在中国的北方大地，成为家庭室内盆养的一支浩荡劲旅。 看着眼前傲然怒放的三叶梅，我蓦然感到，这分明是妈妈正在与我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二） 回想起来，妈妈还真不是喜欢摆花弄草的闲在之人。 妈妈李淑锦，1927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妈妈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李作贤，在当地也是一个有点儿故事的人物。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七七事变”前，在华北冀中地区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姥爷即担任了安平县的抗日武委会主任。当年华北平原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子。 妈妈在安平师范毕业后，在县中学当了老师。肯定是受了姥爷的启蒙和影响，妈妈于抗战胜利前夜的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她十七岁。那个年代，有一点儿文化，再加上有一些颜值，妈妈的心气儿站在哪一条等高线上亦是可想而知。 1945年底，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图谋已经毫不掩饰，华北地区的共产党人被迫丢掉了对“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梦想和期待。已经裁掉数万兵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紧急征兵，进入了应对内战的临战准备。 在冀中军区司令部当作战参谋的父亲方炎，奉命随着军区征兵团来到安平县，准备为司令部挑选几个有点儿书法功底的小青年，培养当测绘参谋。 当时的县武委会，有征兵动员和派工派粮的职能，有点儿今天的人民武装部的味道。这样，父亲来到安平县就自然而然地首先与姥爷发生了工作交集。 妈妈说，姥爷痛痛快快地满足了父亲的要求，亲自为他挑选了两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中学生。之后，又提出了一个请托，让我妈妈也去当兵。一切顺理成章，妈妈随着征兵团来到了冀中军区的随军文化补习学校，当了文化教员。妈妈告诉我，她一当兵就是正排级。父亲说，妈妈是按照调干办理的入伍手续。我想，这里面一定有父亲显而易见的个人打算和猫腻。 果不其然。1947年11月，我军打下石家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共产党横扫华北的强风大势让部队上下的心情一片大好，父亲也趁势把妈妈追到了手，双喜临门。父亲随即和妈妈一道骑着高头战马驱驰百里，赶到安平县去拜见我姥爷。我能想象，这个阵势有点儿像今天的暴富小青年，开着豪车带着女友回到村里显摆一下的味道。 几十年后，妈妈回忆这段往事说，你姥爷当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带兵来的方参谋会把他的女儿搞到手。 那姥爷一定是很高兴吧，我问妈妈。哼，姥爷当时的肠子都悔青了。妈妈说，当年接兵的时候，你爸爸又黑又瘦，一脸的胡茬子，说出话来又是一套一套的，像个有把子年纪的老干部。 其实，父亲倒是“三八式”的老八路，13岁参加革命，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姥爷说，闺女，咱可不能跟了这个三十多岁的老头子，老牛吃嫩草，这咋行！我哈哈大笑。 生米还是煮成了熟饭。冀中军区的编制体制虽然经历了改称晋察冀军区冀中第三纵队，再改称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的几次变化，爸爸和妈妈的婚约依然如故。1949年5月，太原战役一结束，两个人便在山西祁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完婚。爸爸24岁，妈妈22岁，年龄合适。 1950年3月，我军解放大西北不久，刚刚当上西北野战军杨罗耿兵团第六十三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的父亲奉调进京，参与组建军委军训部的工作。父亲带着妈妈还有警卫员吴叔叔，分别骑乘着三匹大马，一路上昼夜兼程十多天赶到西安。三个人和三匹马一起换乘火车，又是六天六夜，终于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了车。 妈妈回忆说，父亲一行三人骑着马来到西城区福绥境军委第四局（军委军训部的前身）报到，即按照规定上交了三匹马和三支配枪，并被告知，军委机关团级干部不编配警卫员，父亲带来的吴叔叔被分到了公务班。妈妈因为是女干部，按照规定，到总政组织部报到，统一分配工作。 （三） 那时的总政组织部，坐落在前门西侧西皮市大街的一座很大的老北京四合院内。妈妈报到的第一天，遇到了自己的老首长——六十三军政委王宗槐。 一个月前，担任六十三军教导团训练处长的父亲，被紧急召到军部。军长郑维山、政委王宗槐亲自向父亲宣布了两项命令。一是任命父亲担任第六十三军司令部作教科科长；二是调军委工作，尽快报到。一切来得突然，父亲坚决请辞。 郑维山军长、王宗槐政委请父亲和妈妈吃了一顿饭。王宗槐政委告诉父亲，你从1941年起就在司令部当参谋，熟悉机关工作。这一次，我们推荐的一位参谋到北京报到被退了回来，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非常恼火，亲自点名让你到军委报到，千万不能再退回来了。否则，咱们第十九兵团，咱们第六十三军的脸面还往哪放？父亲起身举杯表态，我听从首长的安排，这就动身。 王宗槐政委对妈妈说，小李，你们俩口子刚刚离开，我也接到军委的调令，担任总政组织部的副部长，也是耿飚首长推荐的。你呀，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妈妈在总政组织部党务处当了干事。 1955年6月，我军第一次授衔前夕，军委决定全军10万女军官退出现役，妈妈转业到了中央组织部党务处工作。 我问过妈妈，你一下子就到了中央组织部，心情一定特别高兴吧？不是。妈妈说，我在部队工作了十年，解放战争的那几年，眼见着共产党像秋风扫落叶般的一下子打败了国民党，我又一下子进了北京在总政治部工作，穿着列宁装，连续几年参加了天安门的五一、十一的庆典活动，你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心气儿！我一个心思地就认定了咱们的共产党有力量，咱们的解放军有力量，从来就没想着哪一天会离开部队！ 正式脱下军装的前两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请军委和总部机关即将转业的女军官们在前门广和剧场看了场豫剧《穆桂英挂帅》。 开场锣已经响了足足五分钟，全场还是恸哭一片。林月琴站在戏台上好一番劝抚，穆桂英总算是拿着红缨枪，甩着马鞭出台亮了相。妈妈说，可能是受了台下气氛的感染，饰演穆桂英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也是一脸的泪花，全无往日的英姿勃发，演出效果不是一般的差。嗨，我这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脱下了这身军装。妈妈一句不经意的感叹，让我坚定的在部队服役了三十九年。 （四） 妈妈能够从总政组织部党务处直接转业到中央组织部党务处工作，也是机缘巧合，与一项工作有关。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央组织部和总政组织部联合展开了一项工作：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共产党员的人员数字，妈妈参与了这项工作。 所以总政组织部的领导刚与妈妈进行了转业谈话，中组部就立即接收了妈妈。妈妈遂脱下军装，换了个办公室，还是继续做这项工作。 妈妈的记忆超凡。几十年后，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她在中组部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接触到这项工作的内情。 妈妈说，抗美援朝的三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总数将近250万人，加上60多万民工，中国军民赴朝总数超过了300万人。根据当时非常不完全的统计，志愿军牺牲的人数是48万人，其中就有36万共产党员！关于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的人员数字，目前我们公开宣布的数字是19万8千人。妈妈说，还有相当多的火线入党的小战士牺牲了，因为没有完备的入党手续而没有计算在内！这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共产党员，平均年龄刚过二十岁！其中，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二十三位师级干部当中，就有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年龄也不过28岁！ 他们都是一些孩子呀！妈妈告诉我，那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和一道工作的同志们，每每看到这些数字，内心深处就会感受到强烈的震撼，眼睛里经常是浸满了泪水。 （五）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董必武出任中央监委书记。 1956年底，妈妈随着中组部所属的几个部门和部分工作人员，调整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妈妈被派往新成立的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监察委员会担任了监察员。 那个时候的党的监察工作，与现在的纪律检查工作性质相同。基本的职能就是检查监督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履行职责的情况，并对违纪违法的组织和党员作出相应的纪律处理。 妈妈回忆说，建国初期，党中央毛主席对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从重处理，真是起到了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那时候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党风清廉，鲜有贪腐案件的发生。但是，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影响，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妈妈从事的党内监察工作并不是顺风顺水，处理的案子差不多都是不顺心的事情。 记得是1980年的一个晚上，已经是11点了，家里响起了轻轻地叩门声。妈妈刚刚打开房门，一个满头白发，满脸沧桑，年逾六十岁的老人狠命地挤了进来，扑腾一声跪在了地上。 那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了一年多，拨乱反正的工作在全国各个领域方兴未艾。时任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父亲，就经常碰到文革前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被“双开”，或被判刑，或被转业处理而离开军训部的人员，前来要求平反或要求改正原来的处理认定。那一段时间，到家里登门“找后账”的这类人确实不少。 父亲1950年调入北京的三十年间，经历了从军委第四局到军委军训部，从军委训练总监部再到总参军训部编制体制的多次调整变迁，对军训部历次政治运动的情况了然于心，对所有上访的来者也都熟悉。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情况背景也挺复杂，但父亲心里早就有一个底线认定，父亲说，多数人都是一个字：“冤”。 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给父亲壮了胆气。所以，父亲总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至1987年父亲从总参军训部正军职顾问的职务上离休，所有的遗留问题都得到了圆满处理。蒙冤者获得平反昭雪，错误处理者得到了改正，各方均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个别因为贪污腐化问题被处理的上访者，被父亲婉拒，没有受理。 哎，老同志，你这是干啥？快起来。老方出差了，没有在家。妈妈以为来者又是找父亲上访申诉的，赶忙把下跪的老者扶了起来。 李主任，我是老黄啊，我就找你！妈妈仔细端详着来者片刻，大惊。说，老黄，这几天，我正到处打听你的下落呢！ （六） 妈妈从1956年底到文化大革命前从事党内监察工作的十年间，连续经历了“反右”、“重提阶级斗争”和“四清”等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有一些出了问题的党员分别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妈妈眼前的这个老黄，就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了镖，也是妈妈在东城区委监委工作经手的第一个案子。 老黄曾经是东城区一所著名的中学校长。此人1937年燕京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北平的地下党，做学运工作。解放后当了学校的校长，行政十二级。按照中央当时的规定，行政十三级即为高级干部。 这样一个高学历的老革命，并享受着高干待遇的中学校长，建国初期可谓凤毛麟角。不用问，用今天的话说，牛逼大了。 他牛逼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老黄在业务上很有一套，学校的各项建设，尤其是教学质量在北京市堪称一流。经常有一些大领导打招呼，想让自己的孩子到这里学习，老黄从来都不痛痛快快的接纳。设置了一些入学条件，但凡不符合条件者，坚决不收，其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和军队将帅的子女。仅此一条，老黄就经常搞得北京市和东城区的领导脸上无光，得罪了许多高官。 反右开始，老黄凭着自己在学校的一言九鼎，把学校搞得风调雨顺。对上面汇报，我们学校里没有右派。上面的某位大领导本来就对老黄憋着一肚子气，这一下子总算抓住了把柄。既然学校没有右派，这个指标就送给你了。根据上面的指派，妈妈受理了老黄这个所谓的“右派”案子。 走完内查外调、听取本人申述的程序，妈妈得出了老黄除了为人处世特别骄傲，性格执拗，工作霸道，政治上与所谓的右派毫不沾边，建议批评教育后结束审查。 上面很不满意这个结论，就剑走偏锋，从其他方面找老黄的短板。在高人点拨下，一个觊觎校长位置许久的副校长，做了一个让老黄有口难辩的局，给老黄安了个强奸十六岁女学生未遂的罪名。公安局上了手段，以不判刑为条件，逼迫老黄签字画押。 虽然妈妈认为事件出得太蹊跷且漏洞百出，坚持要求重新审理。但是，在那个“真理服从组织”的特殊年代，高层直接干预，老黄还是被开除党籍，从行政十二级降为十八级，发配到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农场落户劳动改造去了。 之后的几年间，妈妈还遇到了几起类似的案子，每一次，妈妈都认为事出有因，对当事人都不甚公正，根本不应处理或处理过重。那一个时期，为了这些案子，妈妈凭着燕赵儿女特有的刚烈秉性，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坚持己见。最终，多以不采纳妈妈的意见形成处理结果。 妈妈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1965年，妈妈一番运作，调整到了中监委驻中国科学院监察组，还是当监察员。到了新单位，妈妈看到了原单位给她的政治鉴定，关键词是“政治上严重的右倾，不宜做党内监察工作”。妈妈愤怒之极。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党的各级监委作为党内公检法统统被列入打倒之列，妈妈靠边站，算是失业了几年。 （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妈妈又被安排到东城区一个街道办事处担任了副主任，本想是在这里过渡一下，然后离休安度晚年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又都重新恢复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时间，东城区的纪检委门庭若市，面对几十年形成的历史积案应顾不暇。 北京市委一位知情的老领导说，李叔锦是文革前的老监察，就在你们东城区。她情况熟，作风正。现在耀邦同志和陈云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形势这么紧迫，让李叔锦回来干这件事最合适！于是，妈妈以东城区委专职纪委委员的身份“二进宫”，回到了她当年的“滑铁卢”之地。 一上任，妈妈就开始“反攻倒算”，立即启动了老黄案子的复查。老黄登门下跪的那个深夜，没有片刻的过渡，妈妈与老黄谈了整整一宿。妈妈说，老黄的案子看似复杂，但是，当年公安局缺了一个最关键的证据，即：没有那个当事人——十六岁女学生本人签字的笔录，只有屈打成招的老黄的供词。这份供词，与公安局结案时的文字呈述又多处对不上“牙口”。妈妈说，有人要送给老黄这个右派指标，欲加之罪，办得一点章法都不顾了，倒给我的复查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 说是说，办起来难度依然不小。妈妈说，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女学生。妈妈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历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已经四十岁，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那个当年的女学生。又是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费尽心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妈妈承诺，你当年还是孩子，实话实说，保证不会让你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当事人终于绷不住防线，嚎啕大哭，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女学生学习不错，家境不好，父亲每个月三十八块五的工资，养活着全家七口人，女学生每年都要向学校提出减免学费的申请。那个秉承上面意图的副校长许愿，只要她按照设计好的剧本走个场子，就给她减免两年二十元的学杂费和全部书本费，大概是三十多元钱。于是，命里就注定这个老黄，必须成了未遂强奸犯。 老黄蒙冤二十多年的案子彻底翻了过来。妈妈意气风发，连续作战，又处理了几件她曾经经手的历史旧案，这些旧案最后的处理结果比起妈妈当年提出的处理预期还要好。妈妈后来回忆说，党的实事求是之风，让我最后几年的工作没有留下遗憾，这一辈子，值了。 妈妈离休了。那个早就恢复了一切待遇的老黄，给妈妈送来了这盆三叶梅。妈妈说，我参加革命四十多年，这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工作缘故收的礼物。三叶梅坚忍不拔，传播正气的品格我喜欢。这盆母亲花，伴随着妈妈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历程。 （二O二O年三月十三日夜） 作者简介:方凯声，男，原总后司令部退休干部，海淀区翠微路军休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