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是史学发展的结果。上文讲到，《史记》以下，通史著作寥落，但自南北朝起间或也有史家试图制作，思想上的酝酿自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的萧颖士在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33]的尝试却是可贵的。中唐史家柳冕写了一篇《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的文字，其中有些话反映了他对《史记》的看法：
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34]
柳冕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远古，示将来”的撰述旨趣作辩护。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