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这是史学发展的结果。上文讲到,《史记》以下,通史著作寥落,但自南北朝起间或也有史家试图制作,思想上的酝酿自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的萧颖士在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33]的尝试却是可贵的。中唐史家柳冕写了一篇《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的文字,其中有些话反映了他对《史记》的看法:
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34]
柳冕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远古,示将来”的撰述旨趣作辩护。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